两方见证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的丰碑

　　伊犁地域广袤，自然和人文景观丰富，位于昭苏县城格登山上的格登碑令人印象颇深。

　　伊犁格登碑，全名《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之碑》，因该碑位于格登山（天山之一脉），俗称为格登碑或格登山碑。碑高2.95米，宽0.83米，筑亭护掩，碑顶端雕刻盘龙，正面镌刻着“皇清”二字，背面刻有“万古”二字，碑座是日出东大海的浮雕图案。碑文正面用满、汉文，背面用蒙、藏文共四种文字，其中汉文200馀字为乾隆皇帝御笔撰写，记载清军平定准噶尔部首领达瓦齐叛乱、收复伊犁的战绩。由于格登山之战是清朝政府平定准噶尔部的最后决胜地，故乾隆二十五年（1760）春刻碑立铭在格登山上，以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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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1745年-1754年间，准噶尔部落上层贵族内讧，连续发生了多次争权的混战。争斗的最后，达瓦齐夺取了汗位，继而在沙俄的唆使下继续进行分裂祖国的行为。乾隆二十年（1755年）2月，清军兵分两路讨伐达瓦齐。一路由定北将军班第率兵自乌里雅苏台西进，一路以陕甘总督永常为定西将军率兵从巴里坤出发，直抵达瓦齐长期盘踞的伊犁。由于此次讨伐顺应了西域各族人民包括准噶尔部人民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愿望，当地民众箪食壶浆，载歌载舞欢迎。清军千里奔袭，所向披靡，准噶尔各部纷纷归顺臣服。到四月底，两军会师在博尔塔拉河畔，稍作休整后挥兵直捣伊犁。达瓦齐负隅顽抗，拥兵万余人退居在现在的昭苏县格登山上企图孤注一掷。班第乘胜追击，兵分两侧包围了格登山。5月14日夜里，翼长阿玉锡、章京巴图济尔噶尔、宰桑察哈什等三巴图鲁率22名精锐骑兵出其不意地夜袭了敌营，打得达瓦齐军措手不及，乱成一团，死伤无数。后来，逃到南疆乌什的达瓦齐被乌什阿奇木伯克霍吉斯擒获，押解到北京。至此，准噶尔割据政权覆灭。清政府为了纪念格登山之战，1759年乾隆命令“来春于伊犁格登山刻石记功”，并亲自撰写了碑文。

　　如今格登碑已经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游人旅客来此瞻仰者络绎不绝。该碑虽经过风霜雨雪，碑文有些斑驳，但碑身依旧完好。格登碑之所以名声在外，除了它是新疆发现的乾隆皇帝唯一御笔外，更多的是因为它昭示着国家的完整和统一。格登碑恰好位于中哈两国边界，对面便是哈萨克斯坦国，在山风猎猎，长天清阔之际，军营哨所红旗随风招展，伫立遥望，令人颇有豪迈壮怀之感愫。

　　距伊犁万里之遥的南方广州也有一方清初平定西部准噶尔部叛乱的巨碑——《平定朔漠告成太学碑》。该碑现收藏于广州博物馆，矗立于碑亭下，树木掩映，碑高3米 、宽1.5 米，端溪石质，碑面一边镌汉文，一边镌满文，精良工整，《御制平定朔漠告成太学碑》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立石京师孔庙（今北京国子监博物馆），也是元明清三代王朝在孔庙树立“告功碑”之首。这是一次把平定叛乱、维护国家统一作为莫大的功绩御文敕石、告功于天下的石碑。皇家所立之碑，高大巍峨，制作精美，由此石碑可见一斑。

　　《皇朝通志》卷一百十八《金石略四·京畿》辑有此《平定朔漠告成太学碑》，谓为“康熙四十三年，国书正书。”《国子监志》卷四《御制》辑录有该碑文，谓“天下文庙，尽皆摹刻树立”，于是广州官府奉旨翻刻了该康熙《平定朔漠告成太学碑》，原置于广府学宫御碑亭，省、府二志均有辑录。

　　该碑记述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受沙俄挑唆，发动叛乱，康熙皇帝御驾亲征，平定叛乱，告成太庙的史实。这是清初的一件大事，史志载记甚详。自汉朝以来，对北方疆域的控制一直成为中央王朝的心患，朝廷一般采取和亲方式来缓解少数民族对中原的侵扰。唐至明朝，国家在控制西部和北部地区时，一般不主张武力占领，而是采取羁縻州县的政策，即任用少数民族首领来治理这些边远地区。而往往由于国家武力牵制的不足，对这些地区缺乏制约力，一旦少数民族首领等犯上作乱，统治者往往无法控制局面，最终形成战乱。因此，这种羁縻措施已经逐渐落后于形势，不符合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稳定，成为民族大融合过程中的消极因素。于是，清初统治者都积极主张用兵西北，实施有效控制，遂有康、雍、乾三朝对西北、西南数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均取得胜利，而且每次都要纂修方略，记录战功。皇帝还要亲自撰文书写，下诏勒石太学并颁诸州郡。

　　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对于边疆叛乱分裂行径，清政府采取了坚决镇压的措施，平定漠西准噶尔部是清初诸多军事行动之一。经康熙三次征讨准噶尔部，挫败其分裂割据阴谋，再经雍正、乾隆多次用兵，其残馀势力基本被肃清，由此国家西北疆域大体固定下来。这是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势力、保卫国家主权的正义战争，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巩固了西北边疆，有效地遏止了沙俄和英国殖民势力的入侵，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成就，超过以往任何朝代，当永彪史册。